小政府、大社会建设，就是要不断地向市场、社会放权，将政府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和社会。唯其如此，政府才能减轻负担，腾出更多精力来搞好服务社会的本职工作。

日前，有两则与微信有关的新闻：一是雅安地震之后，电话难打通，许多人靠微信、微博报平安；二是工信部新闻发言人张峰昨天表示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是否收费由市场决定，政府部门没有干预，未来也将坚持这一原则。

第一则新闻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彰显微信的市场适应性与民意基础；第二则新闻，评价是：有错必改，善莫大焉。这皆因在上月末，一位工信部官员在第二届“岭南论坛”上表示，“微信有可能收费，但不会大幅度收费”。他是继一位发改委专家3月25日声称“既然短信收费，微信就应该收费”之后的第二位权威人士。

以短信收费证明微信收费的合理性，本来就经不起推敲，引起微信用户乃至腾讯公司的反弹，工信部官员的表态更是火上浇油，一时间将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微信收不收费，本来是一个市场问题。若是电信运营商不怕杀鸡取卵，除流量之外非再收一次费不可，那就收吧。消费者阵营到时也会分化，愿意掏钱的继续使用，不愿意的选择放弃。作为监管部门，过早表态已不合时宜，还倾向性如此明显，似为微信收费背书，无怪乎公众质疑管理部门有“拉偏架”之嫌。

运营商们一方面祭起“市场经济”的大旗，要求对微信进行收费，另一方面又仰仗“政府干预”，希望行政管理部门伸出“看得见的手”，来给收费行为贴上“通行证”。企业出于利益考量，总是乐于调动一切关系，包括向政府“借力”，不足为奇（垄断性企业更是如此）。该反思的倒是行政管理部门，面对一个或许可以、暂未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的微观经济行为，过早、过深地介入是否合适。

实践一再证明，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，应该建立在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、有限干预的基础上。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恪守裁判员职责，对“市场失灵”行为进行适度介入、有效矫正。如此才能确保裁判中立、结果公正。如果行政介入过深，甚至代替市场主体进行决策，难免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身份尴尬，不但有损市场的自由度与公平性，将政府部门声誉搭上也存在潜在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