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分地方公路“三乱”现象丛生,媒体推算公路一年罚款2700亿元,如果这2700亿元真的存在,那真是可怕的数字。27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?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,2011年的盈利是2048亿元。那么工商银行有400万个工商企业的客户,有两亿多的个人客户,然4万多个网点,干一年365天,才能挣到这样的一个利润,这还不如罚款罚的多。
　　媒体把公路年度罚款与银行的年利润相对比,既能体现罚款数量极多,又能让公众对罚款产生更直观的痛感。也许,舆论针对公路每年2700亿元的天价罚款,会把矛头指向罚款经济。可以说,国家治理“公路三乱”和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,但是越治越超,这其中固然与“以罚代管”的治理模式有关,而更为重要的是,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连。　　　现在,物流成本“超载”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得多。有人曾统计过: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至8元人民币,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.5元人民币。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,在中国,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.3%左右,而发达国家则是10%左右。
　　并且,随着去年7月1日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的实施,我国整个物流成本还会呈直线上升。按照新标准,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,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,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,下一轮的涨价很难避免。据权威人士估算,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%到30%。
　　显然,每年2700亿元公路罚款的出现,表象是司机超载以及一些执法者随意执法,实际上“主犯”是畸高的物流成本。正是物流成本的“超载”,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,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,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“越治越超”的怪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