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促进创新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。笔者在发言时提出：“推进中国经济转型，必须要改善制度环境。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市场中的‘中性化’身份，要不断自我革命。要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，放开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的行政壁垒，给市场资金更多出路。”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改革的意义，“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，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，我国在这方面空间很大。发展到当前阶段，光有资金投入是不行的，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‘资本’和红利。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，将产生巨大的能量。”例如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降低创业门槛、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已经起到了显著成效。

在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特意为“定向调控”正名：“有人认为，定向调控就是‘降准’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定向调控不是‘大水漫灌’，而是‘滴灌’、‘喷灌’，是定向发力，抓住关键环节、重点领域、薄弱地带来进行调控。”他列举了定向调控的三大措施：简政放权、有效增加公共产品供给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。笔者以为，“定向调控”的实质是“结构性改革”，是以“结构性政策”来解决“结构性问题”。

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半年多，尽管改革方案赢得全球赞誉，但改革的执行却面临观念、既得利益与官僚主义三重障碍。笔者在发言时也指出，“2014年是改革博弈的关键窗口期。”对于改革的执行，李总理尤为关注。他指出，“虽然新一届政府取消下放了大批行政审批事项，但目前各级政府职能仍存在一些‘错位’：‘不该管的管得过多，该管的又没管到位。’有些审批事项还没有完全取消、下放到位；一些官员不同程度存在‘不作为’现象，有时甚至找不到盖章的人。政府一旦不作为，改革就落不到实处。”此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李克强不止一次“聚焦”改革的执行力。 ”2014年3月19日，李克强态度坚定地说，“我跟你们‘交个底’，（简政放权）这个任务难度很大，但必须完成！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，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，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。那样做得不偿失。”

有了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，有了对“改革是最大红利”的正确认知，有了“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”的历史深厚感，相信“专家总理”、“改革总理”李克强将引领中国经济艰难转型，让改革成为“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