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围绕钓鱼岛纠纷，国内兴起抵制日货的风潮，极端者甚至打砸焚烧已为中国公民合法拥有的日产物品，以期达到杀一儆百，使日货在华销售下降的功效。
　　过去的一百来年，抵制洋货（尤其以日货为主）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，断断续续，一直存在。但是，从历史上看，抵制洋货，抵制日货，几无成功。
　　抵制洋货之所以往往破产，其实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思想，大致可以解释清楚。奥尔森认为，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，这种公共性具有非排他性，集体所有成员都能从中受益，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。例如，由于罢工的胜利，工人获得加薪，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。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。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诱致“搭便车”的行为。不支付成本而坐享其成的“搭便车”的人多了，集体行动就破产了，失败了。那么，为什么不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分配，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呢？奥尔森提出“选择性激励”，也就是说，对于出力流汗多的给予奖赏，对于偷懒搭便车的给予处罚。但问题是，参与集体行动的团体越大，组织、协调和信息成本会越高，甄别鉴定每个人努力的程度，进行奖赏惩罚的成本都极为高昂，使得选择性激励的效力也大打折扣。
　　比如在1905年出现的抵制美货和“五四”运动时期抵制日货的风潮中，商人团体都纷纷加入其中，他们似乎不再斤斤计较利益得失。但是，道德激情过后，恢复理性的商人们，最后往往会打退堂鼓。“五四”运动时期的抵制日货，从1919年到1921年，经历了3年时间，算是坚持时间比较长的。但到后来，其抵制运动也尽显颓势。商人们往往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日货买卖，对于这种破坏抵制运动的搭便车行为，学生团体予以监督，稽查，打击。其所采取的手段，包括对商人进行道德施压，检查、截取日货，没收或焚烧日货，捣毁商店，拆毁招牌，对于日货经营消费者，予以处罚，予以公判，游街示众，甚至以汉奸、公敌对待之。不用说，进行这种组织、调查和处理的手段成本高昂，效果不好，最终激起了商人团体与学生团体的严重对立和冲突，结果是商人组织抵抗查货，甚至罢市对抗查货，对于学生的过火行为，政府也不得不出面予以制止。
　　抵制日货就这样最终流产了。其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人们出于内心道德义愤或来自社会的压力参与抵制，但是，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芸芸众生，不可能万众一心，搭便车者所在多是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样的集体行动，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极不对等。抵制洋货，谁获得最大的利益？谁承担最大的成本？1905年，因为美国排斥华工而激起中国抵制美货运动，显然，运动如果获胜，有可能去美国的华人会得到更多的利益，但是，他们对于抵制行动并未承担什么成本；而更多的抵制成本是由大批经营美国货物的中国商人承担的。这种收益与成本的错位，必然使得参与抵制的商人泄气。而“五四”运动时期的抵制日货，也同样遭遇这样的问题。抵制日货，或许能够争得一些民族利益，民族尊严，但这种收益是全民族全社会的，可为此承担成本的，却是经销商人。同样并非不重要的是，在抵制日货运动中，最重要的两个团体，一是学生，二是商人。商人承担损失，可能面临破产和失业，而学生则徒以三寸不烂之舌，对商人进行查处、审判、游街、示众，学生本身并无损失。这种成本分配的不公平自然引起商人的反感。这样，学生与商人联合的抵制运动，最终走向失败。
　　今天，抵制日货再次甚嚣尘上，可是，今天全球化的经济中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很多所谓日货本身是在中国合资生产的。在这些合资企业有大量的中国工人和管理人员，而销售此类日货，又给大量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抵制日货，将会使那些在日资企业就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遭受失业，让经营日货的商人破产。如果说抵制可以带来民族尊严的话，这种尊严是全社会共享的，但是为此承担成本的却是那些破产者、失业者。社会对于承担高昂成本的他们，可有什么补贴？如果没有补贴，让他们承担所有的成本，有什么道德正当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