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开三轮车的黑汉子

距兰州近200公里的杨崖集镇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正在翻修，不大的街面上到处都是泥土。我们走到这儿，没路了。天空不合时宜的飘起了小雨，与我们同行的公益社的社长安慰我们：“别担心，校长会来接我们的。”

这句话并没有起多大作用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我们已经对会宁山区的学校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大家讨论着，校长会是什么样呢？嘈杂中争论未定，一阵发动机的声音铿锵传来，路口处一个黝黑瘦削的汉子驾着一辆农用三轮车，在雨雾中疾驰而来，将将到了我们面前十来米，减速转弯，掉转车头，只听哐当有声，又觉尘土稍起，车已稳稳的停在我们面前。那黝黑汉子走下车来，只向我们招了招手，即粗声叫道：“来，上车！”语音未定，又抬手扶了扶鼻梁上几近脱落的眼镜，张嘴嘿嘿傻笑。

此人正是刘凯军，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杨崖集乡罐峡小学的校长。

没有希望的“转正”

刘凯军今年41岁，已在罐峡小学当了11年校长。近三年，刘凯军治下的罐峡小学每次教学质检都名列全乡第一，甚至在全县也能排上前几名，这是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。对一名西北偏远农村的中年男人来说，这似乎也可算作事业小成。刘凯军偶尔想想，也觉得挺满足。

满足是满足，但满足不能当钱花。对刘凯军而言，这种满足感大多数时候带来的是痛苦，而痛苦的根源在于——他是一名代课教师，准确的说，是月工资200元的“代课校长”。刚开始教书的时候，刘凯军是抱着很大期望转正的，按照国家原来的政策，教龄满15年后他就可以成为公办教师，尽管一开始的薪水不高，但长期来看，这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这样的期望只维持了三年，1996年国家政策调整，不再以教龄而以开始教书的年份作为转正与否的标准，刘凯军转正的希望破灭了。

那些时日里，父亲的支持是他坚守的动力，他把心思都花在教学上，所带班级的成绩一年比一年好。刘凯军的父亲，恰恰在这个时候病倒了。去查，胃癌。

“那一瞬间，天塌下来了”，刘凯军说。多年以后，每当他把自己带入当年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情景，仍旧无法让自己平静。病情确认之后，刘凯军默默的回家卖掉所有粮食，又找所有能想到的可能有钱的人借钱，哪怕倾家荡产，也要给父亲做手术。父亲的手术很顺利，但医生明确告诉刘凯军，父亲最多还有3年。刘凯军后来意识到，这时候，生活对他的磨练才刚刚开始。父亲病倒了，家里的活儿只能落到母亲还有妻子身上，而妻子宋桂兰一向身体不好，年迈的老母亲不得不担起照顾父亲和打理家务的重担。尽管家里靠着妻子及母亲的打点，加上父亲的帮衬，还能勉强维持下去，但种地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家庭的花销，父亲手术时的外债仍未还上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刘凯军不得不在假期外出打工，补贴家用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在工地上刘凯军从来不说自己是老师，别人问起他为啥只能干两个月活，他就说因为家里太忙。这么多年，他只能在县城或者离家更近的工地上干点搬砖之类的小工活儿。

一辈子挥不去的自责

父亲的病情让刘凯军意识到生活的残酷。让他欣慰的是，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，父亲挺过了医生预言的关口，手术之后，父亲又活了八年，直到零六年才离去。这欣慰中也有酸楚，刘凯军的母亲因为长期劳累，03年瘫痪了。06年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也随之撒手人寰。家里的劳力只剩下妻子一个，也正受着胃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的折磨。

前所未有的压力让刘凯军整整一年都没有缓过来。把母亲送走后的某个傍晚，他从学校回来，妻子还在地里，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玩了，他独自站在自家破落的院子前，忽然间再也找不到坚守的意义所在，他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回家找了瓶酒，拎着就往父亲的坟头跑，快要到达的那一刻，对父母的愧疚和自责在瞬间达到顶峰，他像个孩子般扑倒在地，哇哇大哭。

父亲就葬在学校对面的山顶，这是父亲的遗愿。“父亲说白天我守着学校，晚上他守着，这样我就不会太累。” 

被“清退”的未来

生活还是得继续。父亲的遗愿，刘凯军也在坚守。

但情况越来越艰难了。妻子的病情在加重，刘凯军每次回家都备受自责的煎熬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给孩子买过新衣服了，自己穿的衣服都是不知从哪儿捐过来的。他的二姐家境稍好，看着孩子们可怜，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三个孩子也都买了身新衣服，孩子们高兴的在院子里直跳，刘凯军心里却如针扎般疼痛。甘肃其他地区的代课教师因为遭强制清退，组织了不少联合上访，但刘凯军一次也没有参与。“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不想卷入那些是非，我教书是为了心安，是为了我父亲的遗愿。”刘凯军说。

他需要帮助

现在，刘凯军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的活到孩子们都成人，这样他就可以安心的开始还债。这些年他欠了太多债，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还完它。

他还有一个希望：罐峡小学全校只有一台电脑，是教务主任自费买的，多数时间用于教务，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。如果有可能，他希望好心人能够捐助一些电脑、投影仪，他是如此的想把孩子们都教好，而他所拥有的资源，又是如此的匮乏。